编者按：3月7日是竺可桢校长的诞辰日，江苏省浙大校友会纪念竺可桢校长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在南京隆重举行。校党委陈子辰常务副书记率校友总会、档案馆有关同志出席了纪念大会。会上林晔先生将自己珍藏的浙大求学期间的日记本、《国立浙江大学学生注册证》、学生自治会聘书和解放前浙江大学学生运动的一组照片等捐赠母校档案馆。（校网3月9日已有报道）该文是1950届校友林晔教授的捐赠心语，现发布以飨诸位。
今年1月26日上午，我应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即原南京气象学院）期刊室之约，正准备赴会，接到江苏校友会王定吾会长的电话，告诉我浙大档案馆何副馆长来南京，现正与在宁的校史及学运史研究会成员开会，因有关人员忘了通知我参会，希我即刻到会。我告以另有约会且车在途中，恐难到会。他说可否先到会与何馆长见上一面，经交涉，车子拐个弯送我到会，会上何馆长得知我在浙大求学时记有日记，问我可否将日记捐赠给母校，以真实的史料增益校史和学运史的研究。我当时未细考虑，只觉得日记中总含有一些隐私的内容，未便全部捐出，但可摘录当时有关学生运动的记述寄给母校。可是后来逐日翻阅日记，感到摘录的工作量很大，而且摘录下来已非原始的真实资料。又想作为一名学生，对于培养我成长的母校，没有多少需要隐秘的内容，后来何馆长提出可以“处理”掉一些不宜公开的内容，我也觉得不妥，想还是存真为好。只是希望捐赠之后有个“约定”，不宜公开展出，需要利用或阅读者要有一定的手续。最后，母校档案馆寄来一份《……捐赠日记的保管、利用的约定》初稿，征求我的意见，我除在发表的日记内容的同意权上希望增加一句外。其它完全同意。就这样，捐赠日记的有关程序已告将完成。
在捐赠或摘录日记的商谈过程中，我曾提出可否借阅最近出版的《竺可桢全集》中有关1945-1949年的竺校长日记，以资核对，何馆长经请示协商后，当即决定赠送全集的第9-11共三册并在学校已经放假的春节前寄出，使我深感校方急事急办的诚意。粗阅《全集》的日记，与以前发表的《竺可桢日记》相比，方知以前被删去的内容比已发表的内容还要多得多。例如1948年2月27日竺校长接见我们（谭天锡讲师、任雨吉、刘操南助教和林晔）谈筹备“天文学习会”的事就在《全集》的日记中看到了。其它许多有史料价值的内容也在存真的日记中刊登出来。
除了捐赠日记以外，档案馆还希望我捐赠一些难得保存下来的其它史料如照片、校徽、证件或通讯报道等，我到处寻找，校徽已不知去向了，有关学运的一组照片、学生注册证、学生自治会的聘书以及向我所在单位的组织部和人事处申请要还的学运报道（孤件）和到南京图书馆复印的文献史料等。我在捐赠的前一天（3月6日）才匆忙凑齐捐赠的清单如下：
（一）、1945-1949年我的学生日记共5册（注二）（原件，学校返还影印件）；
（二）、1947-1949年有关浙大学生运动的历史照片10张（原件，学校返还洗印件）；
（三）、1945-1950年浙大学生注册证（兼作借书证，原件，理学院数学系——文学院史地系——理学院地理系）（注三）；
（四）、浙大学生自治会颁发给我的聘书2张，原件（子三图书馆校本部总干事等）；
（五）、1948年发表在香港华商报上的“一·四惨案”的通讯报道和发表在上海大公报上的一篇科普杂文等的复印件（注四）。
我把这些历经劫难保存下来的日记、照片和史料搜集起来捐赠给母校，既是回报母校的培育之恩，也是献给竺校长120周年华诞我能做到的最好纪念礼物。
通过这次纪念活动，使我再一次回忆起几次和竺校长的接触，领悟他的学术风范和高风亮节。我觉得纪念他就应该学习他诸多方面的优良品质和风格，这里谈谈我亲身的体会：
纪念竺师，要学习他孜孜不倦、涉广求精、博以返约的求知精神。记得1948年2月为筹建“天文学习会”（注五），竺校长亲切地接见我们并支持我们的活动，在谈话中，他频频以“博以返约”的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应很好结合相期许，他说的“博”，就是广知博闻和多能，希望同学增长多方面的兴趣；他说的“约”，就是理深精微，就是言简意赅的“赅”，求博还要回归到求约，这样才能更上一层楼，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这种求知精神他是一辈子身体力行作为后辈的楷模的。
纪念竺师，更要学习他一丝不苟、求是求真和谦逊自律的学者风范。记得他为我们的天文学习会作的一次演讲，题目是《中秋月与浙江潮》他深入浅出地阐释天文学的秋与气候学的秋含义不同，并从月球运行理论谈到潮汐成因，还从科学史的角度探讨在潮汐成因问题上中外认知在先后和深度上的比较。当时，大教室里挤满了听众，他以古今中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求是求真轨迹的昭示，着实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会后，天文学习会叫我整理讲稿成文，这令我很是为难，因为演讲中涉及的一些专业知识特别是古典文献的知识，我不太懂，必须请示校长，而他又那么忙，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几年时局的动荡、学生的罢课操碎了他的心，但经我要求他还是直接或间接地把一些问题一丝不苟地认真核实，的确令人钦佩。还有一件事，就是钱宝琛先生受校长的推荐先给我们做的一次演讲，题目是《二十八宿考》，讲稿中提到对竺校长写的《二十八宿起源时代和地点》一文有两点不同的意见，竺校长后来在日记中自认其中一点意见说明原来他自己的提法根据不足，另一点则仍“不可解耳”，足见竺师的谦虚。
还有，纪念竺师，尤要学习他关心后进、关怀逆境中的弱群以及不畏强权、众醉独醒的处世风格。这除了从历次学生运动中他十分关心受伤被捕的学生的行动中得到印证以外，从他晚年所写的三首诗（注六）中也能深切地体会到。笔者不幸，1957年因“失言”被打成“极右”，人民日报都点了名，幸好后来未受极端处分，只是降级并从机关调到科研和教学单位。大既是1959年到1960年间的某一天（这时我已经不记日记好长时间了），我去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听学术报告，在楼道上迎面遇见竺师，当时我喊了一声竺校长并自报姓名，他点了一下头，凝视“良久”，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写在他脸上那慈祥与痛惜的表情，知道他大概已认出了我，也可能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使我深感无言胜有言，短短的几秒钟让我久远未能忘怀，这就是我把短暂写成良久并加上引号的原因。
总结一句话，竺校长留给我们值得体会和学习的亮点太多，所写的这些难免挂一漏万。
.JPG)
.JPG)
.JPG)
今年1月26日上午，我应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即原南京气象学院）期刊室之约，正准备赴会，接到江苏校友会王定吾会长的电话，告诉我浙大档案馆何副馆长来南京，现正与在宁的校史及学运史研究会成员开会，因有关人员忘了通知我参会，希我即刻到会。我告以另有约会且车在途中，恐难到会。他说可否先到会与何馆长见上一面，经交涉，车子拐个弯送我到会，会上何馆长得知我在浙大求学时记有日记，问我可否将日记捐赠给母校，以真实的史料增益校史和学运史的研究。我当时未细考虑，只觉得日记中总含有一些隐私的内容，未便全部捐出，但可摘录当时有关学生运动的记述寄给母校。可是后来逐日翻阅日记，感到摘录的工作量很大，而且摘录下来已非原始的真实资料。又想作为一名学生，对于培养我成长的母校，没有多少需要隐秘的内容，后来何馆长提出可以“处理”掉一些不宜公开的内容，我也觉得不妥，想还是存真为好。只是希望捐赠之后有个“约定”，不宜公开展出，需要利用或阅读者要有一定的手续。最后，母校档案馆寄来一份《……捐赠日记的保管、利用的约定》初稿，征求我的意见，我除在发表的日记内容的同意权上希望增加一句外。其它完全同意。就这样，捐赠日记的有关程序已告将完成。
在捐赠或摘录日记的商谈过程中，我曾提出可否借阅最近出版的《竺可桢全集》中有关1945-1949年的竺校长日记，以资核对，何馆长经请示协商后，当即决定赠送全集的第9-11共三册并在学校已经放假的春节前寄出，使我深感校方急事急办的诚意。粗阅《全集》的日记，与以前发表的《竺可桢日记》相比，方知以前被删去的内容比已发表的内容还要多得多。例如1948年2月27日竺校长接见我们（谭天锡讲师、任雨吉、刘操南助教和林晔）谈筹备“天文学习会”的事就在《全集》的日记中看到了。其它许多有史料价值的内容也在存真的日记中刊登出来。
除了捐赠日记以外，档案馆还希望我捐赠一些难得保存下来的其它史料如照片、校徽、证件或通讯报道等，我到处寻找，校徽已不知去向了，有关学运的一组照片、学生注册证、学生自治会的聘书以及向我所在单位的组织部和人事处申请要还的学运报道（孤件）和到南京图书馆复印的文献史料等。我在捐赠的前一天（3月6日）才匆忙凑齐捐赠的清单如下：
（一）、1945-1949年我的学生日记共5册（注二）（原件，学校返还影印件）；
（二）、1947-1949年有关浙大学生运动的历史照片10张（原件，学校返还洗印件）；
（三）、1945-1950年浙大学生注册证（兼作借书证，原件，理学院数学系——文学院史地系——理学院地理系）（注三）；
（四）、浙大学生自治会颁发给我的聘书2张，原件（子三图书馆校本部总干事等）；
（五）、1948年发表在香港华商报上的“一·四惨案”的通讯报道和发表在上海大公报上的一篇科普杂文等的复印件（注四）。
我把这些历经劫难保存下来的日记、照片和史料搜集起来捐赠给母校，既是回报母校的培育之恩，也是献给竺校长120周年华诞我能做到的最好纪念礼物。
通过这次纪念活动，使我再一次回忆起几次和竺校长的接触，领悟他的学术风范和高风亮节。我觉得纪念他就应该学习他诸多方面的优良品质和风格，这里谈谈我亲身的体会：
纪念竺师，要学习他孜孜不倦、涉广求精、博以返约的求知精神。记得1948年2月为筹建“天文学习会”（注五），竺校长亲切地接见我们并支持我们的活动，在谈话中，他频频以“博以返约”的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应很好结合相期许，他说的“博”，就是广知博闻和多能，希望同学增长多方面的兴趣；他说的“约”，就是理深精微，就是言简意赅的“赅”，求博还要回归到求约，这样才能更上一层楼，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这种求知精神他是一辈子身体力行作为后辈的楷模的。
纪念竺师，更要学习他一丝不苟、求是求真和谦逊自律的学者风范。记得他为我们的天文学习会作的一次演讲，题目是《中秋月与浙江潮》他深入浅出地阐释天文学的秋与气候学的秋含义不同，并从月球运行理论谈到潮汐成因，还从科学史的角度探讨在潮汐成因问题上中外认知在先后和深度上的比较。当时，大教室里挤满了听众，他以古今中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求是求真轨迹的昭示，着实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会后，天文学习会叫我整理讲稿成文，这令我很是为难，因为演讲中涉及的一些专业知识特别是古典文献的知识，我不太懂，必须请示校长，而他又那么忙，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几年时局的动荡、学生的罢课操碎了他的心，但经我要求他还是直接或间接地把一些问题一丝不苟地认真核实，的确令人钦佩。还有一件事，就是钱宝琛先生受校长的推荐先给我们做的一次演讲，题目是《二十八宿考》，讲稿中提到对竺校长写的《二十八宿起源时代和地点》一文有两点不同的意见，竺校长后来在日记中自认其中一点意见说明原来他自己的提法根据不足，另一点则仍“不可解耳”，足见竺师的谦虚。
还有，纪念竺师，尤要学习他关心后进、关怀逆境中的弱群以及不畏强权、众醉独醒的处世风格。这除了从历次学生运动中他十分关心受伤被捕的学生的行动中得到印证以外，从他晚年所写的三首诗（注六）中也能深切地体会到。笔者不幸，1957年因“失言”被打成“极右”，人民日报都点了名，幸好后来未受极端处分，只是降级并从机关调到科研和教学单位。大既是1959年到1960年间的某一天（这时我已经不记日记好长时间了），我去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听学术报告，在楼道上迎面遇见竺师，当时我喊了一声竺校长并自报姓名，他点了一下头，凝视“良久”，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写在他脸上那慈祥与痛惜的表情，知道他大概已认出了我，也可能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使我深感无言胜有言，短短的几秒钟让我久远未能忘怀，这就是我把短暂写成良久并加上引号的原因。
总结一句话，竺校长留给我们值得体会和学习的亮点太多，所写的这些难免挂一漏万。